“同事.skill”爆火后,一个人能完成三四十人的工作?

想象一个画面:你坐在工位上,隔壁工位上的同事老张今天没来。你打开工作软件,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:“你好,我是已离职员工老张的数字分身,你可以向我提问,我会根据我在职期间的文档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你后背一凉——老张已经离职了,这是他被“蒸馏”出来的数字分身。
这个画面听上去很像科幻剧里的桥段,但在2026年春天,它却真实地在社交媒体上炸开了。
故事是这样的。一个名为“同事.skill”的项目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编程平台“GitHub”上爆火。提供同事的飞书消息、钉钉文档、邮件、截图等资料,就能把同事的经验封装AI,进而形成一个“赛博同事”。
这个创作迅速从程序员圈子蔓延开,甚至登上了热搜。
大家忽然意识到,这不是玩笑——你的经验、你的流程、你赖以生存的“手艺”,都可以被一点点装进一个叫“skill”的文件夹里。然后,AI开始替你干活。再然后,公司开始算账:既然效率翻了几倍,还要那么多人干什么?
虽然“同事.skill”更像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“梗”,但“skill”带来的危机感,正在更多人心中滋生。
“我们一边喂养AI,一边等着被淘汰”
李彦青已经在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公司干了6年。他手底下管理着15个程序员,是典型的“职场老法师”——业务熟、经验多、领导信任。但最近几个月,他的职场地基开始松动。
起因是一个叫“skill”的东西。
“skill”指的是一种封装好、可复用的能力模块,相当于AI不需要重新学习就能直接使用的技能包。
李彦青所在的公司去年开始强推AI工具,今年把做得好的部门设为AI转型试点小组,要求把所有的工作经验变成skill。李彦青所在部门就是其中之一。
这件事让李彦青感到危机感。“这就像部门来了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,拿着我整理的skill,用AI能做出和我一模一样的产品。那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?”
感到压力的同时,李彦青也不得不向自己的部门传达“写skill”的指令。手下的程序员们态度不一:有些很蒙,没怎么用过skill;有些很抗拒,猜测公司什么时候开始裁员;还有的积极写好提交。
李彦青注意到,自从公司的skill库搭建起来后,每天都有几个或大或小的skill由各个部门入库。这意味着,更多人的经验正在被拆解、标准化,随时可能被skill取代。
产品架构师潘磊的恐慌感来得更早更直接。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年营收额超过千亿元的制造业公司。去年底,skill出现不久,公司高层就注意到了它,开了次会议,鼓励员工使用。
一开始,大家是兴奋的。有AI爱好者在群聊里分享自己的想法,晒skill。这样的行为也得到了领导的赞赏。潘磊自己也写了不少skill,把日常的工作流程固化下来,效率确实提高了。
变化是从公司开始“算账”那天开始的。领导层开始关注每个部门的token(计算机术语:译为“词元”)消耗量,统计开发周期从几天缩短到几天,每个人利用AI提升了多少效率。而这一切改变,只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。
兴奋很快就变成了焦虑。一个消息开始在内部疯传:30%—40%的人可能要被优化掉了,因为AI提升的效率太高了。
员工们的担心不无道理,因为裁员的进程,在国外已经开始了。全球软件巨头甲骨文3月31日宣布开启新一轮裁员。将有3万名员工受到影响,而大规模的裁员正是为了应对激增的AI资本支出。
同样,科技公司亚马逊也在近半年裁掉了约3万人。其CEO曾在内部信中直言:“在公司广泛应用AI产品的背景下,预计未来几年员工总数会减少。”
李彦青也看到了这条新闻。他找到了一位在亚马逊做数据分析工作的朋友确认,AI的确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,但对于科技大厂来说,“她觉得自己的工作迟早没了。”
“我用AI提高效率,老板只奖励半天假” 
对于skill,一位程序员脑子里浮现出的画面是:人类大脑被看不见的吸管抽取,传输到人类创造出的AI脉络中。
“我的岗位没太多技术含量,别人套用我做的skill能达到我85%的水平。我觉得我离被裁真的不远了。”这位程序员说。
前车之鉴就在身边。他同为程序员的朋友,分享了自己做出的skill,领导直接让组里年轻、经验较少的同事拿着它去运作,结果工作成果反而超过了那位朋友。朋友气得离职了。
为了不被裁员,潘磊感觉同事们开始“表演式工作”。研发部在造开发技术方案自动化skill,产品部在造竞品分析skill,运营部在造活动策划skill,战略部在造行业调研skill,设计部在造海报skill……公司的skill库里很快堆积了上千个skill。
“大家做这些都是为了让领导看到,我在努力地使用skill。”潘磊觉得,这些经验以前都是各个部门员工的技术壁垒,现在被打包成skill后,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来完成别人的工作。
边界的模糊带来了地盘之争,潘磊看到各部门开始抢活。他见过一个没有经验的产品经理,拿着程序员写的skill,拼凑出不合格的程序去邀功。潘磊觉得,这些事的出发点都不是解决实际的业务问题,而是想让领导知道,“我用AI做了事。”
与此同时,公司内部的文章标题经常出现:“谁花了5个亿的token通过几个小时完成了什么。”于是,内卷愈演愈烈。
潘磊管理着10个人,现在他已经不需要推着下面的员工做skill了,大家会主动去做。但是他依旧很焦虑。他会不时看看其他部门的skill数量,再和自己部门做对比。如果数量不够多,他就担心自己的部门是否会被全部裁掉。
“同事.skill”爆火后,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调侃“为了自己的经验不被沉淀下来,以后上班给skill喂垃圾”。但李彦青觉得,“如果我们让部门内的skill变得无用,那么这个部门就可能落后甚至被砍掉。”
离6月的年中汇报还有两个月时间,老板催促李彦青见成果。他们深谈了一次,李彦青也听到了老板的想法:让大家写skill不是为了裁员省钱,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。如果公司不及时拥抱AI,就会被拥抱AI的竞争对手挤占市场。
李彦青向老板承诺,他会用这些AI工具为部门提高15%效率,但是希望申请到双休的福利,他们目前是“996”“大小周”的工作模式。“我用AI提高效率了,能不能把属于我的时间还给我?”
而老板的回复是:“可以奖励干得最好的那个人,每个月多放半天假。”

“同事.skill”爆火后,一个人能完成三四十人的工作?

同事.skill在社交编程平台GitHub上爆火(网页截图)。受访者供图
skill真的能把人类“蒸馏”吗?
skill的出现,只是AI进程中的一个小节点。
AI产品经理邓小闲打了一个比方:最初的大语言模型,就像一面魔镜。人们问它:“魔镜魔镜,谁是最美的女人?”它会说一个答案,但它只能对话,不能帮人直接做事情,类似GPT和DeepSeek最主要的能力。
后来,魔镜慢慢幻化成了人形,从镜子里“走”出来。它不再只是回答“谁最美”,而是能帮人安排事情、执行任务。这就是AI行业里的Agent(智能体)。
但这面魔镜不是天生什么事都精通的。很多事它第一次做,做得并不准确,所以它需要学技能包。这个技能包,就是skill。
在邓小闲看来,skill本身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,只是AI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的助手。但看到声称能把同事“蒸馏”出一个数字分身、在公司里继续打工的“同事skill”时,邓小闲产生一种很强的不适感。
她回想起了很多白领朋友的抱怨。有的公司把做skill纳入绩效考核,在公司内做排名;有的公司在员工KPI里增加了token使用量,完不成的团队,只能让AI去执行一些复杂但无用的任务才能达标。
于是,邓小闲做了一个“反蒸馏skill”。运行这个程序可以把打工人做的skill“清洗”,把核心知识替换成正确但无用的专业废话。这个操作被一些人称为“用魔法打败魔法”。
也有人问她,做这个有什么用?给AI喂垃圾,它还是会越来越聪明。但她觉得自己对抗的不是技术,而是资本对人性的蔑视。“技术无对错,但企业强行要求员工将经验沉淀、上交的方式让人厌恶。人不是可以替换的零件,这种对抗起码能展现我们作为人类的主观能动性。”
邓小闲本科和硕士都学法律,她不是科班出身的程序员,却是各类AI产品的粉丝。“skill很亲民,即使一个人完全没学过代码,也能照着网上的教程做出一个skill。”
同样,做出“女娲skill”的陈云飞,也不是程序员,他此前在互联网大厂做用户研究。
看到“同事.skill”后,陈云飞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,表达人没有那么容易被蒸馏。“被蒸馏出来的人或者技能,都是一成不变的状态,而人本身是不断演进、变化和成长的。”
陈云飞注意到,“同事.skill”火了后,平台上冒出来一整个蒸馏宇宙:前任skill、反蒸馏skill、老板skill……花了一个晚上,他把这些全刷了一遍,越刷越觉得荒诞、有意思。
他决定做一个“女娲skill”。“如果一个人真的能被蒸馏,那为什么只蒸馏同事?为什么不去蒸馏那些真正厉害、真正伟大的人呢?”紧接着,他用“女娲skill”把张雪峰、乔布斯、马斯克等人都“蒸馏”出来,免费开源给所有人。
“蒸馏”的来源,是他们公开的演讲、自传等信息。陈云飞认为,人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成为专家,但可以把每个领域最强的人的思维方式变成自己的工具——就像请了一位超强外援。
不过他也承认,这些外援给的建议仁者见仁。“我相信,即使弄个巴菲特skill,大家也很难成为股神。在没有AI之前,已经有很多人研究巴菲特,他也多次讲过自己的思路,但没几个人能成为他。一个人真的没那么容易被学习。”
既然人现在没办法被完全“蒸馏”成数字人,为什么skill的出现会引起这么多打工人的焦虑和抵制?
在李彦青看来,skill可以近似理解为一个AI版标准化工作流程(SOP)。很多企业都有多项标准化工作流程,也会要求员工在离职时用文档记录下自己手中的流程交接给部门。但区别在于,以前按照标准化工作流程执行任务的是人,现在是AI工具。
“我承认自己写的代码是公司财产,但是代码变成产品上线之后,如果需要修改需求,还要找我。但现在AI学会了我的思路,我就不再被需要了。”李彦青说。
运用skill,一个人完成三四十人的工作
排除掉可能失业带来的焦虑,作为一个技术人员,李彦青对skill的出现感到非常兴奋。
skill刚问世不久,李彦青就废寝忘食地研究,每天上班下班都在写skill,甚至连喜欢的游戏都不碰了,只想实现脑子里的灵感。“以前编写代码很漫长,现在用skill两三分钟就能做出一个雏形,项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,很有成就感。”
skill出现后,也有人从中看到了商机。
徐厚畅去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,公司只有4个人,核心业务就是用AI给企业做业务流程改造,也就是造出能被企业用得顺手的skill。
“这两年大模型发展很快,大家都希望用AI工具降本增效,但我发现,能用得好的公司并不多。”在徐厚畅看来,这是一个新创业点。他服务的客户有媒体、金融机构、电商等。
去年,徐厚畅为一家媒体客户搭建了从找选题、策划、写稿子的全流程skill,将它作为一个“大插件”置入他们原本的系统。他计算过,以前一个熟练的编辑完成一篇文章需要一个小时,而现在,这套skill只需几分钟就能做完一篇文章。当AI把文章写完后,编辑的角色就转变为审核员。
徐厚畅曾为客户算过一笔账,以前编辑部一天最多生产20篇文章,现在这个数字达到了200篇,其中85%的文章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就能直接发布。“这个数量不是我们系统的上限,是编辑部审核员的上限。”
在做这套skill的过程中,徐厚畅去编辑部开了很多次会议,帮编辑提取自己积累多年的经验。同时,他也在网络上检索优秀的文章,将它们逐句拆解“喂”给AI,提取文字、图片表达等内容,让AI学习它们的表达风格、断句、行文思路。
在将编辑的经验沉淀成skill的过程中,徐厚畅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抵触情绪。“大家不确定这个东西做成之后,自己会不会被裁掉。”
据徐厚畅了解,负责人的意图并不是替代编辑,而是让他们把精力和经验覆盖到更有价值的、需要深度采访的选题上。事实上,在使用了编辑skill后,这家媒体没有裁人,而是开了更多的账号。
在一家中型互联网公司工作陈萍也从中尝到了甜头。几个月前,公司就建了skill库,现在里面放着各个部门总结的skill。陈萍发现,综合运用这些skill,确实能提升效率。
陈萍是个产品测评员,以前对一个产品测评需要把四五个团队的同事拉进一个群,大家一起用在线表格办公,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。现在她用各部门做的skill搭建了一个系统,用AI自动完成一次产品评测仅需要半天时间。
在她用skill做系统的同时,公司也有另一个团队用以前的方式开发类似的系统:产品提需求、程序员开发、后期测试上线。那个团队里有三四十个人共同完成这项工作,而她仅需要一个人。
AI可以“降本增效”,也可以把“蛋糕”做大
陈萍用了更多时间扑在研究skill上,但很快,她“摸”到了skill的边界。它能代替的是那些经验尚浅的员工、外包工或者实习生,但对于专家、公司高管,代替性就不那么强了——那些决策思路、创意想法,很多都属于默会知识,很难用几个skill写得清楚。
“在企业中,员工把经验用skill沉淀下来是一回事,企业怎么把这些skill变成一个稳定可控的系统是另一回事,这背后还要很多探索。”想通了这些,陈萍就不再焦虑了。
但在企业里,另一个问题随之浮现:“skill的所有权属于谁?企业能否无偿、自动地取得skill?”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、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陈天昊觉得,这是劳动法、知识产权法和数字治理之间的真空地带。人的思维习惯、逻辑判断等部分经验都能沉淀到skill里,这些经验以前是依附在劳动者本人身上的。现在,一些企业强制员工上交,陈天昊认为不合理。
“我觉得未来,企业需要和劳动者通过合同的方式约定skill这类经验的归属,同时相关法律研究者也应注意到这个问题,及时跟进完善法规规章。”陈天昊说。
除此之外,陈天昊也觉得,企业不必急于获取每位劳动者的skill。skill是非常场景化的东西,它不是通用能力,特定劳动者在特定岗位上开发出来的skill,往往要和这位劳动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。
去年12月,北京市人社局发布了一起“员工因AI被裁”的案例。
一家公司因引入AI技术替代人工业务,撤销了员工刘某所在部门及岗位,并以其“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。劳动仲裁委审理认为,公司主动实施的技术革新不具备不可抗性与不可预见性,不构成法定的“客观情况重大变化”,因此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。
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冉认为,企业不应该一直想着怎么“降本增效”,而应思考如何利用AI把“蛋糕”做大。包冉的朋友拥有一家1000多人的营销公司,他们把AI注入全流程,“用AI来干2000人干的活,而不是省去500人的成本。”
AI时代下,谁会是幸存者?
李彦青能清晰地感觉到,AI进化速度越来越快。起初他和朋友嘲笑它,觉得它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,像个小孩子一样胡言乱语。而现在,它总能做到一些远超人力的事情。
最近李彦青部门开发的系统出现了一条警报。如果靠人工排查问题,可能需要几个小时,因为涉及的环节太多了。
李彦青把系统文件导出,大概20万行代码,直接丢给AI。他没有告诉AI怎么查,但几分钟后,AI就给出了原因。李彦青让部门里的程序员复核,结果一模一样。
“以前我培养出这样的年轻程序员需要一两年时间,帮他讲业务、串逻辑。但现在,只需要一个AI大模型。”李彦青觉得,他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再雇实习生了,因为实习生比AI贵。
但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:如果大家以后都不需要实习生了,那年轻人还怎么成长?
陈天昊觉得,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教育系统与高校师生思考的问题。但换个角度讲,年轻人可以直接通过AI学习很多知识和经验,实习本身的价值也打了折扣。
在包冉看来,目前能被skill固定下来的经验,都是较为简单重复的工作。“AI像是给所有行业划了一条及格线,如果个人从事可被AI代替的职业,需要想一下如何去转型。”
但必须承认的是,随着技术的发展,AI正在慢慢把“及格线”往上调。一些流程性比较强的职业正在消失,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壁垒也在模糊。
一位在央企工作的前端开发程序员在今年3月意识到,招聘平台上,一般的前端程序员已经找不到工作了。因为现在AI能轻松做出一个前端程序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的网站。现在仅有的前端招聘都是专家岗。
据公开报道,去年腾讯50%的新增代码由AI辅助生成;阿里云内部AI辅助代码生成比例近40%;百度52%新增代码由AI生成,CEO李彦宏表示:“希望是80%、90%的代码都由AI来生成。”
技术的发展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第一次工业革命珍妮纺织机被发明出来时,一批纺织女工失业。但她们中的一些人进入工厂成为早期操作机器的熟练工。
AI也正在创造就业机会。据世界经济论坛今年2月发布的信息,近两年内,AI领域新增超过130万个职位,其中包括超过60万个数据中心相关职位,以及AI工程师和数据标注员等快速增长的职位。
对于李彦青来说,转行或创业,眼下还太遥远。他已经38岁了,在公司属于中流砥柱。工资不错,领导器重,员工信任,马上转型对他来说并不划算。
但他也很纠结:做得越多,这份工作丢得越快。他近10年的编程经验,只要花时间沉淀,都能被写进skill,替代掉自己正在做的一切。“大模型不用再升级,我自己就能淘汰掉自己。”
与此同时,成千上万最优秀的程序员正让AI大模型越来越聪明。过不了几个月,新的大模型或许就能覆盖当前skill的弱点。
李彦青热爱这个行业。他上高中时就开始喜欢计算机,一直研究自学。他喜欢把一个复杂问题拆解成代码,然后看着它跑起来的成就感;他也喜欢解决掉一个顽固bug后,靠在椅背上长舒一口气的放松感……
他承认自己有点害怕AI,但也没打算停下来。他心里还憋着一股劲——想看看,AI无法替代的到底是什么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李彦青、潘磊、邓小闲、陈萍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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